1959年，对于新中国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因为这一年的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重要日子。为了迎接这一伟大时刻的到来，中国政府决定在刚竣工不久的人民大会堂内，举行一次盛大的国宴。

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全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贵宾纷纷来到了北京，其中还有苏联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总书记金日成，以及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国家主席、总理胡志明。

参加这次国宴的除了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元首、政要外，还有4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民代表，加起来足足有5000人。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

在这之前，我国从来没有举办过如此盛大的国宴，此次国宴也成为了当时新中国国力的象征。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国宴召开时，宴会厅的天花板上面，其实藏着50个黑衣人。

那么，这些人是什么身份？他们藏在天花板是要干什么呢？

关于这个故事，还要从一个叫做郑连福的人讲起。

从服务员到“国宴总管”

郑连福是天津三义庄人，出生于1918年，他父亲是北京六国饭店里的一名服务员，家里兄弟姐妹好几个，父亲赚的微薄工资很难养活家里这些人。正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郑连福7岁的时候就外出捡煤核，去给人家做小工，勉强养活自己。

旧社会的天津对于年少的郑连福来说，并不是一个适合讨生活的地方，在13岁那一年，他就逃离了天津去了北京。郑连福的父亲见到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儿子后，也没说什么，请人将他介绍到了“北京球房”（台基厂国际俱乐部）里面干杂活。

当时“北京球房”里的客人基本上都是洋人，郑连福每天的工作就是打扫卫生，帮洋人捡球，以及当门厅服务员。

客人来了，郑连福要按照顺序帮着对方脱掉大衣、帽子、手套、围巾进行妥善保管，客人走时，再按照相反的顺序还给客人。

一旦有什么差错，那些自誉为绅士的洋人就会收起伪装出来的慈眉善目的面孔，暴跳如雷地拿起棍子对郑连福进行抽打，一边打一边骂，小费更是一点也没有了。

次数多了，球房主管就会警告郑连福，再有差错就把他赶出去。郑连福此后更加小心翼翼，在此后三年的球房工作经历中，一次也没有犯过错。

这三年多的经历，也让郑连福练就了一套察言观色的本事，当他离开“北京球房”经人介绍进入北京饭店工作时，得到了很多客人的赞赏，再加上他聪明好学，接连得到升迁，开始在北京饭店内担任宴会总管一职。

北京饭店

北京饭店坐落在东长安街与王府井商业街交会处，最早是两个法国人开的小酒馆。1907年被中法实业银行接手，该银行接手饭店的同时还带来了国外高级酒店的规章制度，以及先进的理念，北京饭店因此成为了当时北京城内首屈一指的高级饭店。

也正因此，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那天晚上的国宴，中央人民政府选在了北京酒店，这次国宴的总负责人就是郑连福，他也因此被称为“新中国第一位宴会设计师。”

开国第一宴

10月1日的这次国宴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称得上是“开国第一宴”，因此中央政府对之非常重视。

参与这次宴会的贵宾包括中共中央负责人，解放军高级将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各界人士，工农兵代表等600多人，可以说来自五湖四海，口味各不相同，为此周总理亲自下达指示，本次国宴的菜式“以咸甜适中，南北皆宜的淮扬菜为主”。

周总理

问题是当时北京饭店没有那么多能将淮扬菜做好的大师级厨师，为此特别请了当时在北京城负有盛名的淮扬饭庄“玉华台”的朱殿荣、孙久富、王杜昆、杨启荣等九位淮扬菜大师掌勺。

作为“国宴总管”的郑连福，主要负责安排国宴上餐桌的摆放问题，服务人员上菜路线等细致的工作。

要知道，600多人的宴席并不是个“小工程”，而且餐桌的摆放问题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中央领导们所在的主桌，既要凸显出来，又要和来宾席互相呼应，便于首长们和与会的宾客们进行交谈。

转眼间，10月1日到了。当天下午，600多名社会各界代表及国外来宾在中央政府领导的率领下，浩浩汤汤地抵达了北京饭店。

对于郑连福而言，这次开国第一宴的经历他可以说是“刻骨铭心”。尤其是当他和饭店里的全体员工在宴会厅外看到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领导人进入宴会厅，并跟他们打招呼时，他们所有人更是激动的热泪盈眶。

北京饭店

对于“开国第一宴”，参加宴会的宾客基本上都十分满意，政府对郑连福这位“国宴总管”的工作也十分满意，之后大部分重要国宴都是他负责设计和安排。据说，郑连福一生中光高级的宴会及国宴就设计和安排了上千次。

然而对郑连福而言，再这上千次宴会中，最让他印象深刻的只有两次，一次就是前文提到的“开国第一宴”，还有一次，就是1959年国庆10周年时，举行的中国历史上最盛大也是最隆重的那次国宴。

争分夺秒

时间进入上世纪五十年代下半叶后，此时的中国相较于1949年刚建国时而言，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56年，我国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工农业形势一路向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一路高歌向上，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因此在全国人民心中有了极高的威信。

作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1959年，自然而然的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1959年的国庆招待会，也比较“非比寻常”。问题是，自新中国成立后，每一次国务院都安排在了北京饭店，规模也通常只有二、三十桌，数百人参与。

1959年的国宴，中央打算邀请数千人参与，这个规模很明显北京饭店是装不下的。那么，把国庆招待会的地址安排在哪儿呢？领导们把目光投到了即将竣工的人民大会堂上。

为了向世界展现中国的全新面貌，中央政府于1958时决定在北京修建一批公共建筑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这也就是著名的“国庆十大工程”，其中就包括著名的人民大会堂。

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动工于1958年10月28日，竣工于1959年8月31日。按照设计规划，宴会厅东西长102米，南北宽76米，占地面积7000多平米，完全可以举办5000人次的宴会或者10000人次的酒会。

人民大会堂

此时距离国庆节只有1个月了，工人们为了让国宴顺利召开，又加班加点地对人民大会堂宴会厅进行了装修，直到1959年9月24日才正式交付使用。

当领导们知道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当即决定：自1959年起，以后一年一度的国庆招待会，从北京饭店移至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

9月28日，郑连福得到通知：9月30日晚上的国宴还是由他担任总负责人，此事距离国宴正式召开，只剩下了30多个小时。

对于郑连福而言，1959年国宴的任务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时间紧任务重，本次国宴光来自全国各地的嘉宾就4000多人，除此之外还有来自80多个国家的元首和政要，光桌子就要摆放500桌。

宴会厅

虽然7000多平米的宴会厅500张桌子绰绰有余，但是这可是国宴，不是普普通通的随便摆放就能完事的，除了500张桌子外，还要专门设立30人的主宾席。

不但如此，会场里还要安排军乐队、管弦乐队、以及民乐队进行演奏，与此同时还要设立专门的上菜通道，固定柜台，安全走廊等空间，所以500张桌子是远远装不下的。

为了规划会场空间，郑连福大半夜地跑到宴会厅光着脚扯着尺子不停的计算怎样摆桌子，结果不管他怎么算都装不下500张桌子。很明显，客人的数目已经定下来了，是绝对不可能减少的，但是不减少客人数量，又怎能顺利完成任务呢？

郑连福想了整整一个晚上，当第二天天蒙蒙亮时，郑连福昏昏沉沉的脑海中突然间闪现了一丝曙光：为何非要摆500张桌子呢？

原本差点睡着的郑连福想到这里立马来了精神，设计出了一个方案：主宾席上的30人不动，500张桌子中撤掉30张，然后在300桌客人中每桌增加一人，问题不就解决了嘛！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

郑连福的这份方案很快得到了上级的通过，宴会厅布局这个关键问题得到解决后，郑连福又遇到了新的麻烦：国宴上服务员的安排问题。

服务这5000多名客人需要1200多名服务员，虽然能够参与国宴的服务员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但是这次国宴毕竟非比寻常，将近7000人待在一个会场里面，如何保证服务员到时候不会迷路，上错菜？万一服务员在上菜时和宾客发生了碰撞怎么办？

在国宴这个庄严神圣的场合，哪怕是一点点的风险都不能存在。

郑连福为此专门组织服务员们进行了数次提前演习，结果每次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纰漏，就在此时，郑连福突然间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在大会堂的厨房以及东西两侧的出入口，分别装上红黄绿三色指示灯。

黄灯一亮，各岗位服务员做好准备工作，绿灯一亮，服务员按照既定程序走向预定目标，红灯一亮，服务员立即停止行动。

当时的北京已经有了红绿灯，因此服务员们对指示灯理解得很快，在之后的演练中也没有再出现纰漏。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

国宴上的黑衣人

1959年9月30日，大部分参加国庆的外宾及海外华侨陆续抵京，上午10点，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美国参加完联合国大会后也乘坐飞机抵达了北京。就在郑连福期待又紧张地等待着晚上的到来时，突然间接到了上级让他去北京市公安局一趟的命令。

郑连福抵达北京市公安局后，警察同志说道：“国宴可以换一个地方召开吗？”

原来，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对宴会厅进行了安全评估，发现宴会厅吊顶中使用的木材过多，对防火不利，而且吊顶上面有太多的电线，极易引发火灾，到时候只要出现一点纰漏，后果不堪设想。

郑连福听到这里整个人都愣住了，距离宴会召开只剩一个下午了，他上哪里再找新的场地呢？于是只得硬着头皮跟警察同志表示对人民大会堂的内部情况自己不了解，请同志们跟负责建设大会堂的同志取得联系。

刘仁

公安机关迅速就此事向市委做了汇报，没过多久，原本在单位食堂吃饭的北京市建筑设计院院长沈渤就被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叫到了市委。

刘仁见到沈渤敲门进来后，直接问道：“沈渤，为什么人民大会堂不安全？”

沈渤下意识地问道：“什么地方不安全？怎么不安全？”

当刘仁告诉他公安局的同志认为宴会厅有失火的风险后，沈渤直接讲道：“因为时间紧，所以我们在对宴会厅和大礼堂吊顶时，的确采用了木吊顶。但吊顶上的电线我们都穿了铁管，而且周边也采取了消防措施。这都是和公安局消防处的同志共同确认过的。”

刘仁听后直接说道：“可是公安局的同志认为还是不太保险，那些安全措施并不能保证今晚国宴时一定万无一失。”想了想，刘仁接着说道：“实在不行，我只有请示总理，另行安排会场了。”

沈渤听后，立马想起了为这次国宴付出了巨大努力的同志们，当即跟刘仁立下了军令状，保证国宴时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因为都是经过严格实验的，如果国宴召开时宴会厅出现任何问题，自己愿意担责任。

人民大会堂

沈渤离开市委后直接赶往了人民大会堂，然后看到了等在那里的郑连福。原来，郑连福离开警局后一直在想如果真的要换地方举行国宴应该怎么办，因此一直在大会堂前等主管安全工作的同志回来。

郑连福看到沈渤后，立马迎了上来，只见沈渤笑眯眯的似乎半点也不慌张，郑连福还没开口，沈渤就知道了他的来意，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放心，今晚不会出事，安心做好宴会的调度工作。

沈渤进入人民大会堂后，找到了建工局副局长张鸿舜，将事情完整地叙述了一遍。张鸿舜对此十分重视，问他应该怎么办？沈渤离开市委后心里已经知道，宴会厅内的各种设施都是经过检验的，安全方面不会存在问题。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

唯一需要顾虑的就是电线接头处，一旦冒出火星势必引发火灾。他觉得可以组织50名有经验的老工人，请他们每人提一件棉袄，分片部署在宴会厅的顶棚内，只要发现电线之火，立马给它捂灭，同时赶紧拉闸断电，如此一来，就算发生了什么问题，也能够可以予以制止。

为了避免引起宾客们的注意，所以请工人朋友们穿一身黑色的衣服。

张鸿舜对他的这个提议赞不绝口，一看表已经下午两点半了，距离宴会越来越近了，立马安排人处理此事。

当晚6点，50名带着棉袄的工人抵达了宴会厅，知道了情况后连晚饭都没吃就爬到了顶棚上开始警戒，张鸿舜沈渤坐在宴会厅西北角进行监视。

一切正常的国宴

晚上7点，华灯初上，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及各国贵宾、各界民主人士相继抵达了宴会厅，虽然沈渤已经安慰了郑连福今晚无事，但郑连福心里还是十分的紧张不安，在领导人们正式入场之前，一名服务人员不小心跌倒了，手里的瓷器碎了一地，好在客人还没进场，碎掉的瓷器立即得到了清理。

毛主席和赫鲁晓夫、胡志明

郑连福当时心都快顶到嗓子眼了，身上的衬衣都湿了。

国宴开始后，郑连福一边为主宾席上的贵宾进行服务，一边掌控宴会的进程，控制服务人员上菜的时间。偶尔他还悄悄地抬头看看屋顶，唯恐出现什么意外。

然而怕什么来什么，意外还是发生了，不过不是来自屋顶。原来，当周总理演讲时，后厨突然传出了一阵巨响，安保人员还以为是炸弹袭击，急忙跑过去看情况，发现一位厨师操作失误，做饭时搞出来了焦化气爆炸，把锅都给掀飞了。

好在，当时宾客们被周总理的讲话所吸引，不停的进行鼓掌，掌声把爆炸声给盖了过去，连郑连福也是之后才知道此事的。

在这长达三个多小时的国宴里，之后再也没出过什么意外。

为了这场让宾客们看来“一切如常”的国宴，很多人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在参与国宴的宾客们看来，这一次国宴是非常成功的，纷纷称赞这次宴会在组织设计安排上都十分惊人，体现了很高的组织艺术。

不过，郑连福本人并没有听到这些评价，已经30多个小时没合眼的他，在宴会结束后就回家睡着了。

参考资料：《人民大会堂建设纪实》沈勃; 黄华青; 潘曦